法官·公诉人·辩护人在法庭审理中如何向被告人发问

王希胜律师

张军（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，以下简称张）：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以后，法官总要问一下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犯罪有什么意见，这时，有的被告人往往喋喋不休。法官对此应有所控制。问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犯罪有什么意见，主要看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是承认还是否认，是部分承认还是部分否认，从而为下一步审理打下基础。如果被告人讲“起诉完全是捏造事实，我根本就没在现场过”，控方自然会为下一步出示证据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法官也要了解这个情况，根据被告人否认指控犯罪的情况，重点听取接下来的有针对性的讯问、发问和质证过程。辩护人也同样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。如果说“事实都存在，我请求能够从轻处罚”，接下来法官听取控辩双方向被告人讯问、发问以及质证的重点就会与前一种情况有所不同。因此，只能让被告人简单地陈述一下指控他犯罪的事实有没有，哪部分有哪部分不存在，不能让被告人从头到尾地讲一遍事实。否则，不仅耽误时间，而且会与下一步控辩双方发问的内容发生重复。
田文昌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，以下简称田）：我插一句，这个观点是对的，但还有一点现在做法很不一致，即要不要在法庭调查开始时要求被告人简单供述事实？这是很值得明确的问题。
张：我觉得如果起诉书中讲得比较具体，如抢劫的过程基本上都有了，被告人说：“对于起诉书我没有什么意见”，说明他认罪了，没有必要再让他叙述一遍怎么抢的，因为公诉人要问，辩护人也要问，如果再让他讲一遍事实，内容就会重复，信息价值就大打折扣，法官的敏锐性和注意程度也就差了，旁听的群众也会觉得拖沓。
姜伟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，以下简称姜）：我同意这种观点，就是说审判长对起诉书指控的内容让被告人提一个总的意见，被告人承认也好否认也好，只是为法庭调查奠定一个基调，一个主要方向。就策略讲，因为被告人已经供认了某些事实，我们在调查中可以简化部分内容，重点调查其否认的方面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尽管法律规定法官有讯问被告人的权利，但法官应尽量少用。如果法官过于主动讯问，容易使自身介入某一个角色，或代表控方，或代表辩方。实践中若出现公诉人或辩护律师就某个问题没问明白的情况，审判长可以用建议的方式进行提示。例如，杀人动机没问明白，审判长可以建议控、辩双方就本案的杀人动机进行讯问。主动讯问会显出审判长的主观色彩，让被告人、旁听观众、控辩双方明显感觉到审判长的倾向性。我听过一个贪污案，审判长问被告人：“那钱你能贪污得了吗？”被告人当然说：“我贪污不了。”尽管这种问话方式明显不对，但被告人的话又收不回来了，导致公诉人对审判长有意见。另外，有的法官语气、语调带有拷问的性质，这样对被告人的压力比较大，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。我认为法官不是不能问，而是要尽量少问。
田：我也同意这个观点。法官主要是补充性地问，有时可以采取启发方式，还是以听为主。
张：我认为法官对不清楚的问题应当直接发问。点出问题让控方或辩方去问被告人等，本身就有倾向性。因为就辩方或控方看来，这是有利于己方，且是法官已经意识到了的问题，对方就会认为不公正，旁听群众也会疑惑不解。此外，这样做还会给人一种印象，法官是在指挥控辩双方。法官可以控制庭审，但在程序上不能让控方去问“为什么”或让辩方去问“为什么”，因为这实际上是在代行控辩双方的职责，不仅于法无据，也会影响法官的形象。当然，直接讯问被告人时，要尽量做到中性。这种中性从讯问的语气上、内容上可以体现出来。如就一起贪污罪，我问他：“账改了没有？”这只是就事实讯问，即使法官内心已有倾向，但并没有表现出来。如果口气变了，问：“你贪污得了吗？”让人一听就是为辩方讯问，显然不妥。
姜：既然庭审改革，还是应当主要采用建议的方式，有时确实由于公诉人的素质比较差，法官建议了，公诉人还未问明白，法官当然可以问。我的意见是尽量少问，避免造成法官对被告人直接进行正面拷问的结果。
田：原则上，法官应当尽量少问。
张：对，这一点是一致的。
田：但是怎么问是非常讲究的，它对目前法官的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你说法庭诱导，其实控辩双方也诱导，有时候法庭还没有意识到。实际上，有些诱导式发问是在无意中发生的，发问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，这的确是水平问题。这个问题在控辩审三方都存在。但是，如果控辩双方出现了这种情况，法官可以纠正，双方也可以相互反对，而法官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很难纠正。所以法官的问话要更加慎重，一定要保持中立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张：这一点我也同意。如果控辩双方都问完了，法官觉得还有需要问的，并且问题比较敏感，可以采取尽量中性的形式和语气提醒、建议控辩双方去问，但法官不能只是建议。如果提醒和建议被采纳了，法官就可以在人家问的时候，去思考问题，把案件审得更清楚一点，这是有好处的。如果提醒、建议未被采纳，法官就一定得问。
姜：这一点我同意。
张：从我们法官庭审中了解到，有的检察官把整个案件给问下来了，律师往往是在检察官问完以后，问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问题，也就是说辩护人在发问时已经在辩护了，把那些明显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况问出来，如果问的结果是被告人年龄不满18周岁，让法官和旁听群众知道原来是个孩子，就有同情心了。又比如一个盗窃案，律师问：“你把偷来的钱干什么用了？”被告人回答：“拿钱买包子吃了，买些便宜衣服穿了。”盗窃是因为饿，是因为生活不下去，就很值得人们同情。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就案件性质、处刑轻重的理由展开交锋、辩论了。我觉得检察官没有必要把整个案情都问出来，应该简单地问，关键的问题和定罪最要害的问题要问，没有证据的问题不问，问了以后，一旦被告人否认，反倒被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