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司法如何面对“排除合理怀疑”

王希胜律师

编者按：在刑事司法实践中，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而展开的，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《证据法》，在刑事证据运用方面，仍有一些问题有待于解决。最近，本报“法治三人谈”的老作者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姜伟、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张军、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就“刑事证据运用的几个问题”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《刑事司法指南》中进行了深入讨论。征得同意，对他们的讨论，本报将在“司法实践”版分期刊出。
姜伟（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）：在刑事案件证明标准问题上，没有证据不能定案，孤证不能定案，这是司法原则已确定的。目前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如何理解定案的证明标准。若要求证据体系完全排他，只能得出惟一结论，是不现实的。诉讼理论提出对刑事案件证据体系的认定标准是要排除合理的怀疑。司法实践中，有时辩方提出的怀疑并不合理。比如一起受贿案，一个包工头去给某单位掌握工程发包权的厂长送钱，送钱时共去了三个人，包工头、司机和会计。当包工头和会计拿着5万元钱走到厂长住的楼下时，因包工头怕两个人上去送钱厂长可能不要，就让会计在楼下等，自己上了楼。包工头进屋和厂长谈了谈，把钱给了他，下楼后，对会计说给完钱了，就上车走了。案发以后，发包单位的厂长不承认收了5万元钱。控方提出下列证据：第一，有司机、会计作证，这是间接证据；第二，事后，工程也发包给这个包工头；第三，从厂长家搜出5万元钱的存折。但律师提出怀疑，认为包工头上楼时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，根本没给厂长。我认为，虽然律师可以提出这样的怀疑，但这种怀疑并不合理：第一，包工头求厂长发包工程，能把钱装进自己腰包吗?按常理来看，肯定要给厂长，毕竟是求人办事；第二，事后确实把这工程发包给了包工头；最后，厂长家中正好在那段时间存了5万元钱。我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认定厂长受贿应该比较确定，但律师却提出公诉人的证据体系没有得出惟一的结论。证据结论的惟一性、排他性应当怎么理解，要有个合理的范围，不能盲目怀疑。
田文昌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）：也不排除这种情况，比如两个人给厂长送钱，一个人在楼下等着，另一个人上楼把钱交给厂长，但厂长是个廉洁的人，坚决不收。于是上楼的人就自己把钱收了起来，别人也不知道。
张军（原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）：这个案件涉及到对“合理怀疑”如何理解、判断。从介绍的情况看，厂长在那段时间在银行存了5万元钱。如果厂长不能说出在包工头行贿后自己家中还有其他5万元钱的来源，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其有罪，但还有特殊情况。比如，被告人恰好在包工头送钱后抢了5万元，他就会考虑，如果说出这5万元钱是抢来的，就会被判十年以上的刑罚，于是他宁肯承认这5万元是受贿得来的。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，但是不能排除。如果没有被告人事后存款的证据，此案肯定不能定。因为在司法实践中，存在着行贿人把行贿款私吞却谎称已把钱送出的情况。在上述案例中，如果被告人是很廉洁的人，没有收钱也完全可以按规定把工程发包给包工头，所以，不能因为工程发包给行贿人了，就以此作为被告人受贿的证据，这只能作为参考。因此，我认为，被告人将5万元钱存到银行是个比较有力的证据，但并不能完全排除所谓的“合理怀疑”，即这5万元钱也有可能不是受贿所得。
姜伟：但是，这种假设是否属于合理的怀疑?
张军：应当排除一切可能不真实的情况。
姜伟：如果这样认为就太绝对了。如何理解合理的怀疑?从理论上讲，各种假设都会存在。但是，理论上的假设和对指控的证据体系合理性的怀疑是有区别的，关键是对“合理”要有正确的界定。一般的原则是，不能无端怀疑他人有违法的行为，这是前提。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有罪是因为有相关证据证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。包工头去给厂长送钱，自己却把钱私吞了，理论上可能存在这种情况，但这种怀疑不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提出，怀疑必须得有依据。对一个人的违法行为，特别是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，不能无端地怀疑。
张军：在上述案例中，从利害关系上看，行贿人承认将5万元送给了被告人对自己更有利。如果行贿人讲没有送钱，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把钱侵吞了，那他就是贪污，就是侵占，承担的罪责就更大。因此，从个人利害关系上看，行贿人有可能私吞行贿款。从实践来看，虽然行贿人拿了5万元钱上楼，但被告人确实没有收到，这也完全有可能。在司法实践中，还发生过另一种情况。行贿人虽然拿着5万元上楼，但自己留下2万元，只送给被告人3万元。后来被告人恰恰有2万块钱的其他收入，但因为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不愿讲明来源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认定被告人犯受贿罪，也只能定3万元。
姜伟：这些都是分析，没有根据。
张军：但既然有这种可能，又没有排除这种可能，就不能定案。
田文昌：这关系到一个逻辑上的合理性问题还是定罪原则的合理性问题。在法庭上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比如，控方提出的证据确实非常合理，公诉人的推断、推测、分析非常合理。按照常理，按照正常的逻辑关系分析，作为一般的辩论，不是法庭上的辩论，这种分析是相当有说服力的。但从定罪原则的角度考虑，这种分析却不一定正确。定罪原则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以法律规定的证据为基础，当一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的时候，即使存在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合理性，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。
在上述案例中，从一般逻辑上看，律师提出的问题似乎有刁难之嫌，因为正常情况下行贿人私吞行贿款的行为不太可能发生。但从定罪的原则来看，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?如果律师提出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，其主张就没有合理性。然而，且不说实际上有类似的事情发生，就是仅从分析上看也存在这种可能性，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就没有排他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实际上最后谁也不能说自己肯定是正确的，关键就是价值取向问题。
姜伟：我历来主张排除合理的怀疑，不是一切怀疑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分歧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作出假设，假设是否合理最终也应由审判长判断。但是，判断得有依据，如果怀疑一个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就应有一定的证据支持，这种怀疑才是合理怀疑。如果说被告人的钱可能是抢劫来的，又没有任何抢劫的证据，这就不在合理的范围内。否则，只要存在“一对一”的情况，只要受贿方不承认，任何受贿罪都不可能认定。
姜伟（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）：这里要特别指出，提出怀疑要合理，不能盲目怀疑。不然，只要被告人否认，任何案件都可以提出怀疑。
田文昌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）：在这个问题上，控辩双方是不平等的，在质证问题上肯定是辩方优于控方。只要辩方破除了控方的证据链，那么辩方提出的怀疑就是合理的。
姜伟：关键是怀疑要有证据支持。
田文昌：姜伟提到的怀疑，是指辩方提出了类似于指控的怀疑。
姜伟：是对指控的怀疑。我的观点是，提出质疑要有合理的范围，实践中以侦查人员存在违法行为而对被告人罪责提出怀疑的居多。但提出这种怀疑不能盲目。比如，辩方提出被告人因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而作了有罪供述，除非确实有证据证实，被告人的供述才不能成立。如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，被告人翻供了，其他证据又无法印证，就不能无端怀疑侦查机关进行了刑讯逼供。总之，没有证据支持的无端怀疑不属于合理的怀疑。
张军（原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）：姜伟讲的合理怀疑，实际上就是一个证据规则。现在我国还没有证据法，没有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。
对于合理的怀疑，我的理解是所怀疑的情况可能存在，或者说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案件发生后，要恢复事实真相，有的可能形式上做到了完全真实，比如采用全程录像的方式。但这也只是接近于案件的事实，并不能完全恢复。所以，合理怀疑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排除虚假情况，接近真实情况，使案件事实在一般情况下符合常识、常理。如果百分之八十、百分之九十有可能，就应认为是合理的。
定案要有一定的合理性，在没有专门证据规则的情况下，只能在实践中根据个案，根据具体情况去判断，做到提出合理怀疑，再进行合理排除。
姜伟：我同意这个原则。第一，对证据体系的质疑，不是要排除一切怀疑，而是要排除合理的怀疑；第二，合理的怀疑要有一定的标准。尽管目前我国没有证据法，但实践中应掌握两点：一是合理的怀疑应该概然性比较大，可能性程度比较高，能够从整体上推翻对方证据结论；二是合理的怀疑要有证据支持，特别是怀疑他人有违法行为、犯罪行为，要有一定的证据材料加以证实。
张军：至于是不是必须要有证据支持可以研究。即使辩方提出了一个涉及到违法行为的论点，也不一定必须要有证据支持。辩方在提出反驳意见的时候，即便没有证据证实，却可以提出一种逻辑，使对方的证据陷入矛盾，使对方要证明的巨大可能性成为不可能，也就达到了使法官慎重定案的目的。
姜伟：如果辩方单纯质疑控方的证据体系，指出哪些证据之间存在矛盾，可以不出示证据。但是如果辩方提出了新的主张，认为行贿人有时间、有条件侵吞行贿款，这时辩护的基点在于因行贿人侵吞了行贿款被告人才没有受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辩方认为控方提供的证据没有排除这种可能，就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。
田文昌：对“合理的怀疑”的界定，很难做得很具体，从理论上也很难讲得特别清楚。归根结底，这还是一个定罪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。
合理怀疑，所指的是一种可能性，提出这种可能性的目的正是为了否定另一种必然性。也就是说，当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时候，另一种必然性就不会存在。所以这种怀疑本身具有明确的针对性。准确地说，应当叫做合理质疑。这种质疑也不能漫无边际，不能违背常理，应当具有一定的现实可信性。比如说，甲开枪杀乙，只射击一颗子弹，乙死后却在身体上发现有两个弹孔，只有一个在致命的部位。如果乙的死亡是另外一枪所致，这种质疑就具有合理性，控方就有责任通过司法鉴定来排除这种可能性。如果死者身上只有一个弹孔，而辩方却提出，不能排除他人在同一方向用同一种子弹射中死者的可能性，这种质疑就缺乏合理性，除非能举出证据证明确有这种事实存在。所以，在通常情况下，对于质疑的合理性还是可以判断的。
总之，如何看待质疑的合理性以及对合理的程度要求有多高，还是涉及到价值取向和定罪原则的问题。如果本着宁肯错判也不能放纵的原则，对于质疑合理性的理解就会十分狭窄，容易把可能性理解成必然性；如果本着宁肯放纵也不能错判的原则，结果则会相反。根据当代国际社会通行的原则和我国司法中的实际状况，我主张采取后一种态度，一定不能把作为质疑理由的可能性理解成必然性，否则就很容易导致有罪推定的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