表意不自由型可撤销合同的审查标准
表意不自由型可撤销合同的审查标准上海一中法院
郑天衣 上海一中院研究室主任
文字部分系根据课程视频整理
大家好，我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郑天衣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《表意不自由型可撤销合同的审查标准》，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关于此类合同的范围界定，第二部分是关于此类合同的判断标准，或者说司法审查标准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与核心，第三部分我们介绍一下此类合同的实践把握。
一表意不自由型
可撤销合同的范围界定
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，关于表意不自由型可撤销合同的范围界定，或者说什么叫做表意不自由型的可撤销合同。
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一个基础的概念——意思表示，我们知道意思表示真实，是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，有瑕疵的意思表示，往往不能产生当事人所期待的法律效果。
可撤销合同作为一种效力不完全的合同形态，本质上也是由于意思表示瑕疵造成的，那么意思表示瑕疵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。
1.意思表示不一致
第一类叫做意思表示的不一致，也就是说表意人的内心意思和外在表示是不相称、不相符的，典型的比如重大误解。
2.意思表示不自由
还有一类叫做意思表示不自由，或者说表意不自由，在这类形态下表意人的内心意思和外在表示似乎是一致的，但是表意人意思产生和形成的过程，受到外在不当干涉，意思表示不自由，所以意思表示不真实。
总的来说，合同可撤销的事由，主要是由于意思表示不自由造成的。
典型的比如欺诈、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等，具备这类形态的合同，我们就称之为表意不自由型的可撤销合同。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我国的《民法通则》《合同法》和《民法总则》，对于合同可撤销事由的规定是有所区别的，根据《民法总则》的规定，合同可撤销的事由主要包括重大误解、欺诈、胁迫、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则归并为同一个事由。
至于《民法总则》第一百五十一条项下，由于法律规定的不一致，对于《民法总则》施行以后所成立的合同产生的纠纷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，应当适用《民法总则》的规定。
在明确了这类合同的范围界定之后，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司法实践中怎么样对这类合同进行判断呢？
二表意不自由型
可撤销合同的判断标准
这就涉及到我们课程的第二部分，表意不自由型可撤销合同的判断标准。
我们知道对于欺诈、胁迫、乘人之危这类事由，在实践中当然可以根据各自的构成要件出发，逐个的对合同是否应当撤销作出判断，但是从意思表示的角度，如果有一套标准，可以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自由作出判断，就可以从根本上回应合同是否应当撤销的问题，我们认为这套标准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，主体地位、缔约背景、订约过程、条款内容和履行情况。
1.合同的主体地位
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项标准合同的主体地位。
我们说合同的当事人、合同的主体，他们的地位可能对等，也可能不对等，如果不对等，特别是相差悬殊的情况下，弱势一方表意自由受到限制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大。当然，这种可能性是否转化为现实性，关键还要看优势方是否故意甚至是恶意利用了这种优势地位，我们来看这么一起案例。
这是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，出卖方在将自己的房屋出售以后发现，买受人居然是本次合同交易的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，于是出卖方就向法院起诉，认为买受方利用了自己的身份优势，恶意欺诈隐瞒了房屋交易的税费信息，给自己造成了重大损失，要求撤销合同。
法院审查以后认为，在这个案子中，买受方作为房屋交易的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，这种做法本身是违反了市场交易的相关行政规章，但是交易税费是政府的公开信息，不是中介行业的内部信息或者行业惯例，也就是说，买受方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势进行欺诈，不构成合同的可撤销情形。
2.缔约背景
我们再来看第二项标准，缔约背景。
我们说当事人在何种情境下签约，对于判断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自由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审判实践中，一方当事人明知对方身处危困，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胁迫对方，除了和自己签约以外无路可走时，通常我们认为这个意思表示是不自由的。当然，现实生活也是非常复杂的，市场交易的本质也在于各取所需，况且有些当事人即便身处危困，反而会激发他们进行市场交易的需求和动力。因此，不能简单的把商业风险，等同为法律上的危困状态。
有这么一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，转让方认为受让方在合同缔约之前，就知道自己处于严重的资金周转困难，而这个时候，受让方没有给与转让方充足的时间进行考虑和决策，因此乘人之危的恶意是非常明显的，转让方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合同。
法院审查以后认为，转让方所提出的资金周转严重困难，本质上还只是一种商业风险，不管是他所提出的银行还贷压力，还是对外增资压力，都不构成法律上的危困或者紧急的状态。
因此，如果法院支持了转让方要求撤销合同的请求，本质上是转嫁了商业风险，反而会出现一方始终受损，一方始终获利的不公平局面。因此，法院也认为不构成合同可撤销的情形。
3.合同的订约过程
第三个标准是关于合同的订约过程。
我们知道，合同的订立在理论上可以抽象为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，越是内容繁复，越是利益巨大的合同，往往会经过多轮反复的要约、反要约，直到最后的承诺。
因此，在这个意义上互有往来的合同协商、磋商过程，也是判断合同的订立是否正常，当事人表意是否自由的一个重要标准。在司法实践中，法院要重点审查，当事人进行合同磋商的态度是否积极，是否存在意思表示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，能否独立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以此来判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无受到限制或者误导。
4.合同的条款内容
第四项标准是关于合同的条款内容。
我们知道，合同的条款内容直接决定了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，双务合同中，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，特别是核心条款是否公允，也就成为判断意思表示是否自由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标志。
有这么一起案件，是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纠纷，承租方在租赁房屋以后向法院起诉，认为租赁合同中所约定的水电收费标准和租金标准都过高，认为显失公平，要求撤销合同。
法院审查以后发现，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标的物，不是普通的房屋住宅，而是酒店式公寓，双方在订约的时候已经基于房屋的特殊使用属性，对水电和租金标准作了约定，虽然相对于普通住宅来说稍高，但是并没有超出合理的界限。因此，价格标准仍处于合理区间，合同也还是真实和有效的。
5.合同的履行情况
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标准，是关于合同的履行情况。
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判断当事人表意是否自由的时间节点应当截至缔约时。但是，我们考虑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自由、是否真实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合同的履行是否顺利。
因此，对于缔约后的履行情况，也可以作为判断当事人表意是否自由的重要的旁证和参考。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，对于履行情况这一标准，在判断的时候要结合其他标准进行一并的考量，不能单纯地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，来判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自由。
其实推而广之，这里所涉及的五项标准，在我们具体实践把握的时候，都需要整体的考量和统一的运用，这样才能更为精准、更为合理地判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自由。
三表意不自由型
可撤销合同的实践把握
最后我们来看课程的第三部分，关于表意不自由型可撤销合同的实践把握。
这里我重点提一点，就是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，在具体的审查过程中要有所区别。
总的来说，对于商事合同的审查标准，要严于普通的民事合同。这是因为，商事行为具有典型的经营性和营利性的特征，商事主体相对来说他们的商事专业性更强，有句俗话说，买的没有卖的精，买的往往指的就是普通的民事主体，而卖的往往就是更为专业的商事主体。
由此，对于商事主体注意义务的标准，要求也相对更高，因此在商事案件的审理中，如果有商事主体认为自己的表意受到了限制、不自由，而要求撤销合同，法院的审查重点就应该放在意思的产生、形成以及表达的过程是否确实受到了外在的不当干涉。
特别需要提醒的是，不能单纯地根据交易结果，来反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自由。
最后，我们对今天的课程做个小结，所谓表意不自由型可撤销合同在表现形式上，可以分为欺诈、胁迫和乘人之危等类型。在审查标准上可以综合、结合这五个方面的标准，进行总体的判断和考量。而商事合同的审查标准，通常应当严于民事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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